由西周“东国”看宜侯吴簋中宜地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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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宜侯见于西周重器宜侯吴簋,其封地所在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据宜侯吴簋铭文所载,宜地位于"东国"之内。"东国"意为东部地区,亦可称为"东土"。从传世文献看,西周"东土"所指有二:一为陕县以东的区域,可谓广义"东土";一为成周地区以东的区域,可谓狭义"东土"。金文中的"东国"与"南国"、"中国"、"内国"并见。表示方位的"内"与"中"概念近似,"内国"应即是"中国"。"东国"名东,"南国"名南,都是以"中国"为中心。金文中的"东国"就是传世文献中的狭义"东土"。此"东国"东抵于大海,西止于黄河,南不越淮水,北不逾九河。宜侯封地当于此间寻找,洛邑边鄙说、丹徒说、宜阳说、阳平乡说和仪征说均可排除。
Marquis Yi was recorded in the significant bronze vessel "Yi Hou Wu" gui [宜侯吴簋]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yet the location of his fief Yi was undetermined ye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scriptions on "Yi Hou Wu" gui and points out Yi should be located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ere are two explanations of "eastern region"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it refers to the area east of Shaan county in a broad sense and the area east of Chengzhou in a narrow sense. The later one should be what the "eastern region" indicated in bronze inscriptions, which was located between the sea and the Yellow River in the east-west direction and between the Huai River and Jiuhe in the north-south direction. The fief of Marquis Yi should be within that area, which could exclude Luoyang, Dantu,Yiyang, Yangping country and Yizheng.
Marquis Yi was recorded in the significant bronze vessel "Yi Hou Wu" gui [宜侯吴簋]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yet the location of his fief Yi was undetermined ye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scriptions on "Yi Hou Wu" gui and points out Yi should be located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ere are two explanations of "eastern region"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it refers to the area east of Shaan county in a broad sense and the area east of Chengzhou in a narrow sense. The later one should be what the "eastern region" indicated in bronze inscriptions, which was located between the sea and the Yellow River in the east-west direction and between the Huai River and Jiuhe in the north-south direction. The fief of Marquis Yi should be within that area, which could exclude Luoyang, Dantu,Yiyang, Yangping country and Yizheng.
引文
[1]此字学者多释为“夨”,陈絜先生研究认为此字即“吴”字,其说可从。参见陈絜、马金霞:《叔鼎的定名与西周历史上的国》,载朱凤瀚、赵伯雄编《仰止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4-362页。
[2]“《集成》”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年。下同。
[3]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69页。
[4]陈邦福:《夨簋考释》,《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
[5]郭沫若:《夨簋铭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6]谭戒甫:《周初夨器铭文综合研究》,《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1期。
[7]黄盛璋:《铜器铭文宜、虞、夨的地望及其与吴国的关系》,《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8]曹锦炎:《关于〈宜侯夨簋〉铭文的几点看法》,《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9]谢元震:《〈宜侯簋〉考辨》,《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
[10]王晖:《西周春秋吴都迁徙考》,《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11]胡进驻:《夨国、虞国与吴国史迹略考》,《华夏考古》2003年第3期。
[12]此段话虽然出自《康诰》,但学者多认为是错简。苏轼提出此段原属《雒诰》篇首,最为合理。参见杜勇:《〈尚书〉周初八诰研究》(修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59页。
[13]《康诰》的制诰者为周公,参见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1365页。
[14]张崇宁:《揭开古黎国的神秘面纱》,《文史月刊》2016年第8期。
[15]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5-77页。
[16]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1307、1308页。
[17]参见石泉、徐德宽《楚都丹阳地望新探》,《江汉论坛》1982年第3期。
[18]《国语·鲁语下》载:“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也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栝曰:‘肃慎氏之贡矢’。”参见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204页。
[19]任伟:《西周封国考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8页。
[20](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111页。
[21]顾颉刚:《浪口村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页。
[22](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133页。
[23]反映晚商时期中央与四方观念的代表性卜辞有《小屯南地甲骨》1126、《甲骨文合集》36975。
[24]“《新收》”指钟柏生等编《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艺文印书馆,2006年。
[25]笔者所谓周王实际控制的区域是就长时段中的西周王国整体而言,由于内部的少数族裔反叛或外部敌对势力的侵扰,周人对部分国土也有短暂失控的情况。从上文所引鲁侯簋、班簋、史密簋、禹鼎的铭文可以看出,从西周早期到晚期,周人对东国部分地区的控制时常受到挑战,但每一次挑战最终都被周人所化解。因此虽然东国部分地区多次陷于敌手,但从长时段来考察,整个东国依然是周王实际控制的区域。
[26]录卣铭文中的“内国”必为一名词,不可解释为动宾结构。因为金文中表示一定的区域的“国”字前都缀有限定性语汇,未有不加任何修饰而单称为“国”的。尽管金文中有“内伐”(敔簋,《集成》4323,西周晚期)一词,但不可据此将录卣铭文中的“国”作为“伐内”的宾语。
[27]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第240页。
[28]兮甲盘(《集成》10174,西周晚期)铭载“王命甲政司成周四方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人。”前曰南淮夷,后曰淮夷,说明南淮夷与淮夷为同一族群。
[29]上引禹鼎铭文中南淮夷与东夷在鄂侯驭方的领导下一同叛周,厉王胡钟(《集成》260,西周晚期)铭文也记载了“南夷、东夷俱见,廿又六邦”。
[30]朱凤瀚:《柞伯鼎与周公南征》,《文物》2006年第5期。
[31]南淮夷前文已多次提及,无需再论。淮南夷见于应侯视工簋(《首阳吉金》第39器,西周晚期)。
[32]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461、462页。
[33]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收入氏著《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
[34]参见刘起釪:《九河考》,收入氏著《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35]参见张渭莲、段宏振:《中原与北方之间的文化走廊》,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38页。
[2]“《集成》”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年。下同。
[3]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69页。
[4]陈邦福:《夨簋考释》,《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
[5]郭沫若:《夨簋铭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6]谭戒甫:《周初夨器铭文综合研究》,《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1期。
[7]黄盛璋:《铜器铭文宜、虞、夨的地望及其与吴国的关系》,《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8]曹锦炎:《关于〈宜侯夨簋〉铭文的几点看法》,《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9]谢元震:《〈宜侯簋〉考辨》,《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
[10]王晖:《西周春秋吴都迁徙考》,《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11]胡进驻:《夨国、虞国与吴国史迹略考》,《华夏考古》2003年第3期。
[12]此段话虽然出自《康诰》,但学者多认为是错简。苏轼提出此段原属《雒诰》篇首,最为合理。参见杜勇:《〈尚书〉周初八诰研究》(修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59页。
[13]《康诰》的制诰者为周公,参见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1365页。
[14]张崇宁:《揭开古黎国的神秘面纱》,《文史月刊》2016年第8期。
[15]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5-77页。
[16]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1307、1308页。
[17]参见石泉、徐德宽《楚都丹阳地望新探》,《江汉论坛》1982年第3期。
[18]《国语·鲁语下》载:“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也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栝曰:‘肃慎氏之贡矢’。”参见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204页。
[19]任伟:《西周封国考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8页。
[20](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111页。
[21]顾颉刚:《浪口村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页。
[22](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133页。
[23]反映晚商时期中央与四方观念的代表性卜辞有《小屯南地甲骨》1126、《甲骨文合集》36975。
[24]“《新收》”指钟柏生等编《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艺文印书馆,2006年。
[25]笔者所谓周王实际控制的区域是就长时段中的西周王国整体而言,由于内部的少数族裔反叛或外部敌对势力的侵扰,周人对部分国土也有短暂失控的情况。从上文所引鲁侯簋、班簋、史密簋、禹鼎的铭文可以看出,从西周早期到晚期,周人对东国部分地区的控制时常受到挑战,但每一次挑战最终都被周人所化解。因此虽然东国部分地区多次陷于敌手,但从长时段来考察,整个东国依然是周王实际控制的区域。
[26]录卣铭文中的“内国”必为一名词,不可解释为动宾结构。因为金文中表示一定的区域的“国”字前都缀有限定性语汇,未有不加任何修饰而单称为“国”的。尽管金文中有“内伐”(敔簋,《集成》4323,西周晚期)一词,但不可据此将录卣铭文中的“国”作为“伐内”的宾语。
[27]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第240页。
[28]兮甲盘(《集成》10174,西周晚期)铭载“王命甲政司成周四方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人。”前曰南淮夷,后曰淮夷,说明南淮夷与淮夷为同一族群。
[29]上引禹鼎铭文中南淮夷与东夷在鄂侯驭方的领导下一同叛周,厉王胡钟(《集成》260,西周晚期)铭文也记载了“南夷、东夷俱见,廿又六邦”。
[30]朱凤瀚:《柞伯鼎与周公南征》,《文物》2006年第5期。
[31]南淮夷前文已多次提及,无需再论。淮南夷见于应侯视工簋(《首阳吉金》第39器,西周晚期)。
[32]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461、462页。
[33]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收入氏著《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
[34]参见刘起釪:《九河考》,收入氏著《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35]参见张渭莲、段宏振:《中原与北方之间的文化走廊》,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