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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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Professor Xie Wenyu unfolds his analysis of Kant's conception of original sin from the traditional idea of original sin and grace of St.Augustine and Luther.Based on Kant's "original endowment to goodness,"he argues that Kant believes human nature is good.At the same time,according to Kant's new definition of human nature,he thinks that what Kant's idea of "propensity to evil" is not "the evil of nature" but "the evil of radical." On this basis,he boils down Kantian theory of human nature in Kant's religious works as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but evil in radical."This is undoubtedly a very shockingly brand new argument.However,since this argumentation is grounded on a distorted and misplaced framework of comparison between Augustine,Luther and Kant,it fails to take Kant's "propensity to evil" as a critical modification of Luther's idea of original sin,rather,it overemphasize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two.More importantly,this argument is not based on Kant's new definition of human nature,so it deviates from Kant's original idea.Although Kant affirmed that human original endowment is good,this natural endowment is only apossibility rather than a reality.On the contrary,human propensity to evil is real.Therefore,regarding human real and selfmade nature,Kant is a believer that the human being is evil in nature,although he thinks that human's natural propensity to the good should and could be reconstructed.In this sense,although Professor Xie's above mentioned interpretation is greatly thought-provoking,it needs reflection from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
Professor Xie Wenyu unfolds his analysis of Kant's conception of original sin from the traditional idea of original sin and grace of St.Augustine and Luther.Based on Kant's "original endowment to goodness,"he argues that Kant believes human nature is good.At the same time,according to Kant's new definition of human nature,he thinks that what Kant's idea of "propensity to evil" is not "the evil of nature" but "the evil of radical." On this basis,he boils down Kantian theory of human nature in Kant's religious works as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but evil in radical."This is undoubtedly a very shockingly brand new argument.However,since this argumentation is grounded on a distorted and misplaced framework of comparison between Augustine,Luther and Kant,it fails to take Kant's "propensity to evil" as a critical modification of Luther's idea of original sin,rather,it overemphasize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two.More importantly,this argument is not based on Kant's new definition of human nature,so it deviates from Kant's original idea.Although Kant affirmed that human original endowment is good,this natural endowment is only apossibility rather than a reality.On the contrary,human propensity to evil is real.Therefore,regarding human real and selfmade nature,Kant is a believer that the human being is evil in nature,although he thinks that human's natural propensity to the good should and could be reconstructed.In this sense,although Professor Xie's above mentioned interpretation is greatly thought-provoking,it needs reflection from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
引文
(1)赵敦华主编:《哲学门》总第16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9-260页。谢教授在本文中把康德的宗教学著作翻译为《仅论理性界限内的宗教》。
(2)邹晓东:《“本质”对“本性”:主体性自由概念下的心灵改善困境---兼论李秋零译〈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对康德“本质”概念的误读》,赵敦华主编:《哲学门》总第16辑,第237-257页。在本书中,读者还可以看到李秋零教授对邹晓东的回应《“本性”还是“本质”?---答邹晓东先生》(第277-292页)。
(3)这个术语,李秋零教授翻译为“向善的原初禀赋”。值得注意的是:当康德说到人性中趋恶的倾向时,“趋恶”一词的原文是zum B9sen。中文“向善”和“趋恶”两个说法中的“向”和“趋”的原文都是同一个介词zu。如果为了保持同“趋恶倾向”的对称性,“向善的原始(原初)禀赋”这个说法,也可以叫做“趋善的原始(原初)禀赋”。
(4)《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第一章论述了这三种禀赋,它们实际上是三个由低到高的层次:动物性禀赋把人与无生命的存在物以及植物等区别开来,它可以归并在自然的、单纯机械性的“自爱”的名目之下,并不要求有理性;第二种禀赋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它被归并在自然的但却是比较而言的“自爱”的总名目之下,这种自我要求有理性;第三种禀赋是对道德法则之敬重---作为任意(Willkür)的自身充足的动机---的敏感性或易感性(Empfnglichkeit),这种对法则的单纯的敬重也被康德叫做道德情感(das moralische Gefühl),它需要有纯粹实践理性。概言之:第一种禀赋不以理性为根源,第二种禀赋以工具性的实践理性(此时实践理性隶属于其他感性动机)为根源,第三种禀赋以纯粹实践理性即无条件地立法着的理性为根源。
(1)三类禀赋的划分,都是着眼于其各自不同的目的,所以,介词für可以理解为“为了”。康德在正文中也明确指出:人格性方面的禀赋可以叫做“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意即指向人格性、以人格性为目的的禀赋。
(2)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页。此译本把bloβ译为“纯然”,笔者认为李秋零的译本忠实于原文,故引用时未加改动,只在个别地方附加了德文单词。
(3)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44-45页。
(4)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18-19页。
(1)在这一点上,他与邹晓东的立论方式有所不同。邹晓东把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与《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对应起来,认为“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纯善的“天命之性”时,他是预设了这两种主体性自由哲学具有同样的倾向,并且以《中庸》的“天命之性”来界定康德的人的真正本性,并将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从本性范畴中加以排除,把它说成是截然有别于“本性”的“本质”。李秋零教授在《“本性”还是“本质”?---答邹晓东先生》一文中对邹晓东的这些观点作了详细的反驳。
(2)谢文郁:《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赵敦华主编:《哲学门》总第16辑,第268页。
(3)谢文郁:《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赵敦华主编:《哲学门》总第16辑,第270页。
(4)谢文郁:《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赵敦华主编:《哲学门》总第16辑,第272、274页。
(5)谢文郁:《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赵敦华主编:《哲学门》总第16辑,第272-273页。
(1)谢文郁:《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赵敦华主编:《哲学门》总第16辑,第275页。
(2)谢文郁:《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赵敦华主编:《哲学门》总第16辑,第263、265页。
(3)谢文郁:《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赵敦华主编:《哲学门》总第16辑,第265页。
(1)谢文郁:《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赵敦华主编:《哲学门》总第16辑,第270-271页。
(2)谢文郁:《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赵敦华主编:《哲学门》总第16辑,第272页。
(1)谢文郁:《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赵敦华主编:《哲学门》总第16辑,第275页。
(2)谢文郁:《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赵敦华主编:《哲学门》总第16辑,第273、275页。
(3)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207页。
(1)舒远招《直指人心的人性善恶论---康德人性善恶论的层次分析》(《哲学研究》2008年第4期)一文比较详尽地呈现了笔者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理解和判断。在本文完成之后,笔者读到了《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编辑部所转来的谢文郁教授的文章《康德宗教哲学的问题意识和基本概念》。谢文郁教授在文章第一段话中指出笔者的文章在分析人的本性具有“向善禀赋”和“恶的倾向”时,“对于人在生存中所拥有的两类因素(与生俱来的和人为造就的)缺乏层次分辨,把它们理解为本性的两种原始倾向。换句话说,对于舒教授来说,康德的人性论是某种意义上的人性既善又恶论,从而把本性中的向恶倾向归为原始性倾向。”笔者要说的是:第一,当笔者用“人性善恶论”来谈论康德的人性论时,仅仅是着眼于这个理论是在回答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的问题,而不是肯定康德把人的本性就已经说成是既善又恶的了;第二,笔者对康德有关人性善恶的理论的把握,是完全基于对人的本性的一种动态的、历史的理解,因而是在发展进程中来体现其层次性的,在康德这里,就人的现实本性而言,由于人在现实层面被康德设想为具有普遍的趋恶倾向(根本恶),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康德是一位性恶论者,但考虑到他毕竟承认所有人都具有原始的向善禀赋,而且即使在颠倒的心灵中该禀赋依然存在于每个人心中,因此,他认为人的本性中潜藏着发展出一种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应该也能够在心灵败坏的现实情境中得到“重建”,即业已颠倒的心灵还应该也能够再度被颠倒过来;第三,向善禀赋被康德说成是“原始的”(ursprünglich),是因为它是“自然禀赋”(Naturanlage),不是每个具有它的人自己所为,因而很可能是从前人那里通过生殖的方式遗传而来的,甚至可以从时间上追溯到人类始祖犯罪之前的原始天真状态,而趋恶倾向作为每个具有它的人自己造就的东西,当然不能作时间上的追溯,所以康德并没有把它说成是“原始的”。趋恶倾向在康德这里也被康德说成是“天生的”或“与生俱来的”,康德并没有由此就把它同向善禀赋在时间上完全等同,对于每个具有趋恶倾向的人而言,这一趋向是在每个人一出生就被假定具有了的,因而被康德说成是先天的或与生俱来的。这是一种不通过遗传的方式而由每个人自己造成的、建立在人的自由意志之上的人的本性,当然不同于作为人的自然本性的原始向善禀赋。
(2)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45页。
(1)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45页。
(2)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27页。
(1)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20页。“生而具有的”原文是angeboren。
(2)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24页。
(1)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28页。这两个angeboren,李秋零教授都翻译为“与生俱有的”。
(2)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28页。
(3)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31页。
(4)在三种趋恶倾向中,人的本性的脆弱和人的心灵的不纯正是“无意之罪”(culpa),而心灵的颠倒则被康德说成是人的蓄意的罪(dolus),它以人心的某种奸诈(dolus malus)为特征。
(5)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32页。
(1)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30-31页。
(2)谢文郁:《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赵敦华主编:《哲学门》总第16辑,第273页。
(2)邹晓东:《“本质”对“本性”:主体性自由概念下的心灵改善困境---兼论李秋零译〈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对康德“本质”概念的误读》,赵敦华主编:《哲学门》总第16辑,第237-257页。在本书中,读者还可以看到李秋零教授对邹晓东的回应《“本性”还是“本质”?---答邹晓东先生》(第277-292页)。
(3)这个术语,李秋零教授翻译为“向善的原初禀赋”。值得注意的是:当康德说到人性中趋恶的倾向时,“趋恶”一词的原文是zum B9sen。中文“向善”和“趋恶”两个说法中的“向”和“趋”的原文都是同一个介词zu。如果为了保持同“趋恶倾向”的对称性,“向善的原始(原初)禀赋”这个说法,也可以叫做“趋善的原始(原初)禀赋”。
(4)《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第一章论述了这三种禀赋,它们实际上是三个由低到高的层次:动物性禀赋把人与无生命的存在物以及植物等区别开来,它可以归并在自然的、单纯机械性的“自爱”的名目之下,并不要求有理性;第二种禀赋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它被归并在自然的但却是比较而言的“自爱”的总名目之下,这种自我要求有理性;第三种禀赋是对道德法则之敬重---作为任意(Willkür)的自身充足的动机---的敏感性或易感性(Empfnglichkeit),这种对法则的单纯的敬重也被康德叫做道德情感(das moralische Gefühl),它需要有纯粹实践理性。概言之:第一种禀赋不以理性为根源,第二种禀赋以工具性的实践理性(此时实践理性隶属于其他感性动机)为根源,第三种禀赋以纯粹实践理性即无条件地立法着的理性为根源。
(1)三类禀赋的划分,都是着眼于其各自不同的目的,所以,介词für可以理解为“为了”。康德在正文中也明确指出:人格性方面的禀赋可以叫做“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意即指向人格性、以人格性为目的的禀赋。
(2)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页。此译本把bloβ译为“纯然”,笔者认为李秋零的译本忠实于原文,故引用时未加改动,只在个别地方附加了德文单词。
(3)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44-45页。
(4)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18-19页。
(1)在这一点上,他与邹晓东的立论方式有所不同。邹晓东把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与《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对应起来,认为“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纯善的“天命之性”时,他是预设了这两种主体性自由哲学具有同样的倾向,并且以《中庸》的“天命之性”来界定康德的人的真正本性,并将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从本性范畴中加以排除,把它说成是截然有别于“本性”的“本质”。李秋零教授在《“本性”还是“本质”?---答邹晓东先生》一文中对邹晓东的这些观点作了详细的反驳。
(2)谢文郁:《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赵敦华主编:《哲学门》总第16辑,第268页。
(3)谢文郁:《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赵敦华主编:《哲学门》总第16辑,第270页。
(4)谢文郁:《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赵敦华主编:《哲学门》总第16辑,第272、274页。
(5)谢文郁:《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赵敦华主编:《哲学门》总第16辑,第272-273页。
(1)谢文郁:《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赵敦华主编:《哲学门》总第16辑,第275页。
(2)谢文郁:《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赵敦华主编:《哲学门》总第16辑,第263、265页。
(3)谢文郁:《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赵敦华主编:《哲学门》总第16辑,第265页。
(1)谢文郁:《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赵敦华主编:《哲学门》总第16辑,第270-271页。
(2)谢文郁:《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赵敦华主编:《哲学门》总第16辑,第272页。
(1)谢文郁:《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赵敦华主编:《哲学门》总第16辑,第275页。
(2)谢文郁:《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赵敦华主编:《哲学门》总第16辑,第273、275页。
(3)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207页。
(1)舒远招《直指人心的人性善恶论---康德人性善恶论的层次分析》(《哲学研究》2008年第4期)一文比较详尽地呈现了笔者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理解和判断。在本文完成之后,笔者读到了《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编辑部所转来的谢文郁教授的文章《康德宗教哲学的问题意识和基本概念》。谢文郁教授在文章第一段话中指出笔者的文章在分析人的本性具有“向善禀赋”和“恶的倾向”时,“对于人在生存中所拥有的两类因素(与生俱来的和人为造就的)缺乏层次分辨,把它们理解为本性的两种原始倾向。换句话说,对于舒教授来说,康德的人性论是某种意义上的人性既善又恶论,从而把本性中的向恶倾向归为原始性倾向。”笔者要说的是:第一,当笔者用“人性善恶论”来谈论康德的人性论时,仅仅是着眼于这个理论是在回答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的问题,而不是肯定康德把人的本性就已经说成是既善又恶的了;第二,笔者对康德有关人性善恶的理论的把握,是完全基于对人的本性的一种动态的、历史的理解,因而是在发展进程中来体现其层次性的,在康德这里,就人的现实本性而言,由于人在现实层面被康德设想为具有普遍的趋恶倾向(根本恶),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康德是一位性恶论者,但考虑到他毕竟承认所有人都具有原始的向善禀赋,而且即使在颠倒的心灵中该禀赋依然存在于每个人心中,因此,他认为人的本性中潜藏着发展出一种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应该也能够在心灵败坏的现实情境中得到“重建”,即业已颠倒的心灵还应该也能够再度被颠倒过来;第三,向善禀赋被康德说成是“原始的”(ursprünglich),是因为它是“自然禀赋”(Naturanlage),不是每个具有它的人自己所为,因而很可能是从前人那里通过生殖的方式遗传而来的,甚至可以从时间上追溯到人类始祖犯罪之前的原始天真状态,而趋恶倾向作为每个具有它的人自己造就的东西,当然不能作时间上的追溯,所以康德并没有把它说成是“原始的”。趋恶倾向在康德这里也被康德说成是“天生的”或“与生俱来的”,康德并没有由此就把它同向善禀赋在时间上完全等同,对于每个具有趋恶倾向的人而言,这一趋向是在每个人一出生就被假定具有了的,因而被康德说成是先天的或与生俱来的。这是一种不通过遗传的方式而由每个人自己造成的、建立在人的自由意志之上的人的本性,当然不同于作为人的自然本性的原始向善禀赋。
(2)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45页。
(1)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45页。
(2)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27页。
(1)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20页。“生而具有的”原文是angeboren。
(2)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24页。
(1)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28页。这两个angeboren,李秋零教授都翻译为“与生俱有的”。
(2)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28页。
(3)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31页。
(4)在三种趋恶倾向中,人的本性的脆弱和人的心灵的不纯正是“无意之罪”(culpa),而心灵的颠倒则被康德说成是人的蓄意的罪(dolus),它以人心的某种奸诈(dolus malus)为特征。
(5)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32页。
(1)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30-31页。
(2)谢文郁:《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赵敦华主编:《哲学门》总第16辑,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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