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技术创新陷阱、收入分配陷阱、城镇化陷阱和国家治理陷阱是"中等收入陷阱"最为关键的"四大陷阱"。公共服务可以通过微观人力资本机制,提升积累水平和配置效率,促进劳动分工,推动技术创新,破解技术创新陷阱;通过缩小劳资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代际收入差距,改善收入分配,破解收入分配陷阱;通过提高融入城市的机会和能力,实现经济融入,破解城镇化陷阱;通过宏观国家治理重心转移机制,扭转投资偏好、效率偏好和增长偏好,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破解国家治理陷阱。可见,加强公共服务的高质量供给,有利于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引文
[1]Lichtenberg F.R.,B.van Pottelsberghe,“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A Comment”,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42,No.8,1998,pp.1483-1491.
[2]Eichengreen B,Park D,Shin K,“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Vol.11,No.1,2011,pp.42-87.
[3]王晓芳、胡冰:《关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基于东亚经济体的经验启示》,《上海经济研究》2016年第10期。
[4]Justin,Yifu,Volker,“Learning from China’s Rise to Escape the Middle-Income Trap”,China’s Foreign Trade,No.10,2012,pp.24-25.
[5]“The Middle-Income trap:Issues for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DBI Working Paper Series,No.412,2013.
[6]徐永慧、李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及比较》,《世界经济研究》2017年第2期。
[7]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1期。
[8]雷达、张兆宇:《还原真实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内生形成机制与外生性特征》,《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7期。
[9]Jankowska,Nagengast,Perea,“The Product Space and the Middle-Income Trap:Comparing Asian and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OECD Development Centre,No.311,2012.
[10]田雪原:《警惕人口城市化中的“拉美陷阱”》,《宏观经济研究》2006年第2期。
[11]田国强、陈旭东:《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制度转型和国家治理的视角》,《学术月刊》2015年第5期。
[12]乔俊峰:《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地方政府治理转型视角的分析》,《现代经济探讨》2013年第9期。
[13]黄欣荣、沈秋莲:《腐败治理与中等收入陷阱研究》,《东岳论丛》2018年第6期。
[14]林毅夫:《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15]李建民:《人力资本通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7页。
[16]R.Lucas,“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Quantitative Macroeconomics Working Papers,Vol.22,No.1,1999,pp.3-42.
[17]Romer,P.M,“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8,No.5,1990,pp.71-102.
[18]Aoki S,“A Simple Accounting Framework for the Effect of Resource Misallocation on Aggregate Productivity”,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Vol.26,No.4,2012,pp.473-479.
[19]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20]诸建芳等:《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个人收益率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12期。
[21]Kemnitz A,Wigger B U,“Growth and social security: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6,No.4,2000,pp.673-683.
[22]夏怡然、陆铭:《城市间的“孟母三迁”---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2015年第10期。
[23]罗长远:《卡尔多“特征事实”在思考: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分析》,《世界经济》2008年第11期。
[24]杨德才:《论人力资本二元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10期。
[25]吕炜、赵佳佳:《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公共服务与收入分配调节》,《财贸经济》2007年第5期。
[26]李香菊、刘浩:《税制、公共服务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与实证分析》,《财经科学》2014年第3期。
[27]Galor O,Zeira J,“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60,No.1,1993,pp.35-52.
[28]蔡昉:《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29]吴业苗:《“人的城镇化”困境与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30]张欢、徐康宁、孙文远:《城镇化、教育质量与中等收入陷阱----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年第5期。
[31]詹国彬:《公共服务与城镇化质量的关联测度》,《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4期。
[32]游宇、张光:《事与愿违:财政支出导向与政治信任》,《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
[33]T.H.马歇尔、安东尼·吉登斯:《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郭忠华、刘训练等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34]卢正涛:《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制度建设问题---基于国家治理转型的分析》,《学术界》2013年第2期。
[35]张紧跟:《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中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36]张海鹏、陈帅:《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犯罪治理效应---基于2002-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文汇》2017年第6期。
[37]陈娟:《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困境与解决之道》,《理论探索》2017年第1期。
[38]杜鹏、安瑞霞:《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强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教育发展成就与人力资源发展》,《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1期。
[39]Madsen J B,Murtin F,“British Economic Growth since 1270:the Role of Educ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Vol.22,No.3,2017,pp.229-272.
[40]台航、崔小勇:《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世界经济文汇》2017年第2期。
[41]高文书、谢倩芸:《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人力资本需求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4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3/30/content_9560.htm。
(1)杨晓军:《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