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政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现代转型
摘要
理性政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但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政治语境中,又是一个很少被提及和研究的概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中国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国梦的蓝图已清晰描绘,这就要求中国的政治必须实现向现代转型和过渡。为此,新时代要求我们在中国现实的基础上,考虑现代政治的基本精神和核心要素,使两者深度结合,铸就适合新时代中国发展的理性政治系统。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执政党,其自然就是中国实现现代政治转型历史使命的承担者。本文试从理性政治的概念分析出发,结合中国的实际,初步梳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验和教训,并从学理上探讨当代中国应建构的"理性政治学",为深刻理解新时代中国深化改革、未来政治发展方向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稳固性等问题提供理论视角和思路借鉴。
引文
[1]Aron.The Century of Total War[M].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5.P116.
[2]基思·道丁.权力分析中的理性选择路径[A].载凯特·纳什、阿兰·斯科特布莱克维尔政治社会学指南[C].李雪,吴玉鑫,赵蔚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40.
[3]闵春发,汪业周.走向理性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诉求[J].江海学刊,2008,(3).
[4]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4.
[5]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894.
[6]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232.
[7]邵道生.现代化的精神陷阱——嬗变中的国民心态[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146.
[8]柳伍氏.当代中国的非理性政治参与剖析[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9]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32.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2.
[11]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216-217.
[12]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80.
[13]Margaret· Stimmann· Branson:The Role of Civic Education[M].Associate Director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1998.P12.
[14][1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7,24.
[15]弗洛姆.为自己的人[M].孙依依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56.
[17]习近平,等.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1.
[18]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39.
[19]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8-05-05.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5.
[22]卓泽渊.法治国家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62.
(1)“现代”在英文表达中是modern,也就是指西方中世纪结束以后的时代,按照中国的习惯划分,这个“现代”是从广义上来理解的“现代”,其包括中国语境的近代(英文同样是modern)在内。而本文述的“现代”,则是从狭义上来理解的现代,其指代的是中国近代史结束之后的时代,具体是指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成功执政以来的时代。
(1)所谓理性运用的极端化或歧误,主要是指盲目地将理性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最终走向理性的反面:将理性“神话化”而使理性自身失去了原本应有的自我批判、自我省察、自我调整功能。西方近代以来以理性之名进行思想启蒙运动,其初衷是彰显人类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自由等特质,后来发展为理性至高无上、统控一切,走向“启蒙的辩证法”,甚至以理性之名走向专制、特权、极权甚至制造大规模战争或大屠杀等,便是这种极端化或歧误的典型表现。
(2)关于理性政治的“肯定性”单向概念内涵(区别于本文以下所述的比较性概念外延,比较性概念外延主要是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对比来区分和划定界限),如前所述,笔者将其定义为:正义性的逻辑前提、批判性的自觉意识、公民性的价值坐标、法治性的运行机制等四个方面。具体可参见拙作——《理性政治: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理选择》(载《长白学刊》,2011年第4期)的详细论述,本文不再展开。
(3)本文所述的“浪漫政治”主要是一种对中国政治表现形态的概括形式,它的表现形式接近著名学者萧功秦先生所述的“政治激进主义”或“政治浪漫主义”,但又不完全等同于与萧。因为萧将“新保守主义”(“政治浪漫主义”的对立面)和所谓“政治现实主义”“政治理性主义”几乎等同起来,而本文的“理性政治”既包含一种政治上的“宏伟战略构想”(具有明确的长远愿景)又包含萧所述的政治现实主义考量,本质上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政治”,某种程度上讲,本文的“理性政治”概念又是萧所言的“政治浪漫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的“综合体”。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浪漫政治”概念的运用仅是为了方便对中国政治表现形式的概括,无意也无力卷入相关的争论。萧的具体论述详见《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1)“格瓦拉困境”泛指一定历史阶段、特定社会形态与特殊政治活动基础上形成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由于主客观原因,这种思维和价值观走向固化,甚至僵化,即使时代发生再大变化,都执著而不调适或更易。大多情况下跳出困境需要外力推动,只有个别通过自觉。由于后者少之又少,故称为“格瓦拉困境”。
[2]基思·道丁.权力分析中的理性选择路径[A].载凯特·纳什、阿兰·斯科特布莱克维尔政治社会学指南[C].李雪,吴玉鑫,赵蔚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40.
[3]闵春发,汪业周.走向理性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诉求[J].江海学刊,2008,(3).
[4]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4.
[5]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894.
[6]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232.
[7]邵道生.现代化的精神陷阱——嬗变中的国民心态[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146.
[8]柳伍氏.当代中国的非理性政治参与剖析[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9]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32.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2.
[11]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216-217.
[12]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80.
[13]Margaret· Stimmann· Branson:The Role of Civic Education[M].Associate Director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1998.P12.
[14][1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7,24.
[15]弗洛姆.为自己的人[M].孙依依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56.
[17]习近平,等.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1.
[18]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39.
[19]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8-05-05.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5.
[22]卓泽渊.法治国家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62.
(1)“现代”在英文表达中是modern,也就是指西方中世纪结束以后的时代,按照中国的习惯划分,这个“现代”是从广义上来理解的“现代”,其包括中国语境的近代(英文同样是modern)在内。而本文述的“现代”,则是从狭义上来理解的现代,其指代的是中国近代史结束之后的时代,具体是指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成功执政以来的时代。
(1)所谓理性运用的极端化或歧误,主要是指盲目地将理性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最终走向理性的反面:将理性“神话化”而使理性自身失去了原本应有的自我批判、自我省察、自我调整功能。西方近代以来以理性之名进行思想启蒙运动,其初衷是彰显人类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自由等特质,后来发展为理性至高无上、统控一切,走向“启蒙的辩证法”,甚至以理性之名走向专制、特权、极权甚至制造大规模战争或大屠杀等,便是这种极端化或歧误的典型表现。
(2)关于理性政治的“肯定性”单向概念内涵(区别于本文以下所述的比较性概念外延,比较性概念外延主要是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对比来区分和划定界限),如前所述,笔者将其定义为:正义性的逻辑前提、批判性的自觉意识、公民性的价值坐标、法治性的运行机制等四个方面。具体可参见拙作——《理性政治: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理选择》(载《长白学刊》,2011年第4期)的详细论述,本文不再展开。
(3)本文所述的“浪漫政治”主要是一种对中国政治表现形态的概括形式,它的表现形式接近著名学者萧功秦先生所述的“政治激进主义”或“政治浪漫主义”,但又不完全等同于与萧。因为萧将“新保守主义”(“政治浪漫主义”的对立面)和所谓“政治现实主义”“政治理性主义”几乎等同起来,而本文的“理性政治”既包含一种政治上的“宏伟战略构想”(具有明确的长远愿景)又包含萧所述的政治现实主义考量,本质上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政治”,某种程度上讲,本文的“理性政治”概念又是萧所言的“政治浪漫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的“综合体”。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浪漫政治”概念的运用仅是为了方便对中国政治表现形式的概括,无意也无力卷入相关的争论。萧的具体论述详见《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1)“格瓦拉困境”泛指一定历史阶段、特定社会形态与特殊政治活动基础上形成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由于主客观原因,这种思维和价值观走向固化,甚至僵化,即使时代发生再大变化,都执著而不调适或更易。大多情况下跳出困境需要外力推动,只有个别通过自觉。由于后者少之又少,故称为“格瓦拉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