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环境下诽谤罪主观要素认定标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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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两高关于网络诽谤的司法解释在规范网络环境下诽谤认定方面效果有限,主要原因在于对诽谤罪主观要素的认定标准几无规定。然而受制于传统争议延续和网络诽谤新形式,网络环境下诽谤罪主观要素的认定面临比客观要素认定更深入和复杂的境况,需根据网络时代名誉权倾斜保护需要明确主观要素认定标准。在故意认知要素方面,根据网络诽谤以散布为核心和陌生化、全域化的特点,明确对行为性质的认知以单一散布认识为标准、对行为对象的认知需排除真实合理确信、对行为后果的认知需识别特定对象名誉的不应有贬损。在故意意志要素方面,传统诽谤限于直接故意的条件在网络环境下消亡,出现大量放任因素的存在空间,因此需承认间接故意的主要地位。网络环境下诽谤罪主观标准出现适当扩张,这与网络名誉权亟待保护的价值取向紧密联系,但由于构成要件过滤机能的完善并不会造成诽谤罪犯罪圈的过度扩张。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ernet defamation has limited effect on the application of defamation on internet.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re are few regulations on the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the subjective elements of defamation. However,subject to the continuation of traditional disputes and the new forms of Internet defamation,the subjective elements of defamation in cyberspace face a deeper and more complex situation than the identification of objective factors,which mean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criteria for subjective elements based on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of reputation in the Internet era. In terms of cognitive elements of intention,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read as the core,unfamiliarity and globalization of internet defamation,the cogni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behavior should be based on a single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as a criterion,and the cognition of the behavioral objects must be excluding the true and reasonable beliefs, and the cognition of behavioral consequences needs to identify the inappropriate defamation of a particular object's reputation. In the aspect of will elements of intention,the traditional limitation of direct intention does not only exist on internet,and thus there are plenty of room for indifference factors.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recognize the main position of indirect intention. The subjective standard of defamation in the cyber environment appears to be properly expanded. This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rights of reputation in urgent need of protection. However,due to the perfection of the composition elements ' filtering function, it will not cause excessive expansion of defamation application.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ernet defamation has limited effect on the application of defamation on internet.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re are few regulations on the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the subjective elements of defamation. However,subject to the continuation of traditional disputes and the new forms of Internet defamation,the subjective elements of defamation in cyberspace face a deeper and more complex situation than the identification of objective factors,which mean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criteria for subjective elements based on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of reputation in the Internet era. In terms of cognitive elements of intention,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read as the core,unfamiliarity and globalization of internet defamation,the cogni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behavior should be based on a single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as a criterion,and the cognition of the behavioral objects must be excluding the true and reasonable beliefs, and the cognition of behavioral consequences needs to identify the inappropriate defamation of a particular object's reputation. In the aspect of will elements of intention,the traditional limitation of direct intention does not only exist on internet,and thus there are plenty of room for indifference factors.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recognize the main position of indirect intention. The subjective standard of defamation in the cyber environment appears to be properly expanded. This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rights of reputation in urgent need of protection. However,due to the perfection of the composition elements ' filtering function, it will not cause excessive expansion of defamation application.
引文
(1)马长山:《法律的空间“穿越”及其风险---从两高办理网络诽谤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出发》,《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4年第4期。
(1)当然对主观要素究竟是构成要件要素还是责任要素目前学界尚存争论。主流观点仍然认为主观要素是构成要件要素或不法要素,但也有观点从结果无价值立场认为主观要素是单纯的责任要素或既是构成要件要素也是责任要素。参见周光权:《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的论争及其长远影响》,《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3期。如果认定犯罪坚持先不法后责任的逻辑顺序,不承认主观要素的不法构成要件要素属性就会造成认定犯罪困难,甚至影响客观不法要素的认定。这是因为故意犯和过失犯本身具有不同的不法构成要件结构从而具有不法定型的功能,如过失犯必须依据保证人义务来确定客观行为的构成要件符合性。所以本文仍然认为主观要素是构成要件要素,当然在非难可能性意义上也部分影响责任成立。
(2)两高《关于信息网络诽谤刑事案件解释》只在第一条第二款中的“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的部分涉及诽谤罪主观方面的部分内容,但只是用来辅助说明入罪客观行为性质,并非单独对主观构成要件要素的明确规定,并未对主观要素内容做进一步解释性规定。另外,与此不足相一致的是理论界对网络诽谤主观要素研究也非常稀缺。
(3)普通法系早期是通过诽谤的判例逐步形成了诽谤法的抗辩或免责事由,并且诽谤规制经历由民事侵权责任向刑事责任扩展。而大陆法系国家多是通过直接对诽谤罪的规定形成了内容大体相当的客观排除性标准。无论是普通法还是大陆法系都逐步形成了诽谤判断时的“适当评论”、“言论真实”以及“职务免责”等客观方面的抗辩或排除事由。参见陈珊珊:《诽谤罪之省思》,《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1)郑晓剑:《公众人物理论与真实恶意规则之检讨》,《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5期。
(2)[日]山本佑司著,孙占坤、祁玫译:《最高裁物语---日本司法50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210页。
(3)陈子平:《刑法总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127页。
(4)典型案例如孙某受指使诽谤公安局长案中,女学生编辑相关材料捏造事实并散布谣言以诽谤公安局长时,其对事实的篡改捏造来自于指使人程某的叙述,其对这些信息的真假并未知情也未核实,因此是否符合诽谤罪的主观故意就值得进一步探究。参见《指使受助学生诽谤公安局长,陕西一男子因诽谤罪获刑两年》,澎湃新闻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22326,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6月13日。
(1)典型案例如邹光祥、刘成昆涉嫌诽谤案,二人编造伊利公司董事长被有关部门带走并协助调查事件,虽然事实上是虚假消息,但二行为人在编造时并不关心此事真假,只是基于网络传闻不经核实肆意散布信息进行诽谤。此时按传统诽谤的虚假事实认知就无法认定诽谤罪成立,产生认定争议。参见新华社记者:《网络自媒体不是“法外之地”---邹光祥、刘成昆涉嫌诽谤罪案件追踪》,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5/07/c_1122793994.htm,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6月13日。
(2)张爱军、李文娟:《“无根之根”:网络政治社会的变异与矫治》,《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3)于志刚:《“双层社会”中传统刑法的适用空间---以“两高”〈网络诽谤解释〉的发布为背景》,《法学》2013年第10期。
(1)付立庆:《恶意散布他人捏造事实行为之法律定性》,《法学》2012年第6期。
(2)张明楷:《网络诽谤的争议问题探究》,《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
(3)参见《关于网络诽谤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
(4)当然批评者认为这一观点超越法律规定文义,有实质解释和类推解释之嫌,因为“捏造事实”是诽谤罪明文规定的客观行为要素,捏造行为是诽谤罪必要的客观行为要素。然而散布单一行为说认为《刑法》规定有一定的文义解释空间,在此空间内可根据现实需要做出文义允许的解释,“捏造事实诽谤他人”也可以理解为“以捏造的事实诽谤他人”或“利用捏造的事实诽谤他人”,捏造非必要行为这一理解并未超出条文文义许可的范围,并非类推解释或扩张解释。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823页。
(5)如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网络名人(比如微博大V或网上知名公共知识分子)就算只实施对捏造的事实的转载转发散布行为,其影响力也可能远远超越作为普通人的捏造事实者,此时对他人名誉贬损的侵害主要是由有影响力的转载转发者的散布行为造成的。
(1)彭贤恩、刘怡靖、彭晓珍:《刑法应用于网路诽谤案例之分析》,《资讯社会研究》2006年第11期。
(2)张开骏:《名誉保护与言论自由的衡平:诽谤罪比较研究》,《法学》2011年第6期。
(1)于冲:《网络诽谤行为的实证分析与刑法应对---以10年来100个网络诽谤案例为样本》,《法学》2013年第7期。
(2)赵远:《网络诽谤的刑事责任问题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第8期。
(1)柯耀程:《检视刑法诽谤罪之正当性》,《月旦法学杂志》2004年第8期。
(2)林钰雄:《诽谤罪之实体要件与诉讼证明》,《台大法学论丛》2003年第2期。
(3)但如果符合其他犯罪的成立条件可以成立其他犯罪,如对他人名誉进行公然贬损的可以构成侮辱罪。
(1)张道许:《网络诽谤行为的刑法边界---兼评“两高”有关司法解释》,《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2)徐育安:《公然侮辱与事实指摘》,《月旦法学教室》2015年第7期。
(3)张明楷:《刑法学》(上),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64页。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483页。
(2)薛国林:《微博时代:谣言“传染”路线图》,《人民论坛》2011年第10期。
(3)高铭暄、张海梅:《网络诽谤构成诽谤罪之要件---兼评“两高”关于利用信息网络诽谤的解释》,《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1)张明楷:《刑法学》(上),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64页。
(1)当然对主观要素究竟是构成要件要素还是责任要素目前学界尚存争论。主流观点仍然认为主观要素是构成要件要素或不法要素,但也有观点从结果无价值立场认为主观要素是单纯的责任要素或既是构成要件要素也是责任要素。参见周光权:《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的论争及其长远影响》,《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3期。如果认定犯罪坚持先不法后责任的逻辑顺序,不承认主观要素的不法构成要件要素属性就会造成认定犯罪困难,甚至影响客观不法要素的认定。这是因为故意犯和过失犯本身具有不同的不法构成要件结构从而具有不法定型的功能,如过失犯必须依据保证人义务来确定客观行为的构成要件符合性。所以本文仍然认为主观要素是构成要件要素,当然在非难可能性意义上也部分影响责任成立。
(2)两高《关于信息网络诽谤刑事案件解释》只在第一条第二款中的“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的部分涉及诽谤罪主观方面的部分内容,但只是用来辅助说明入罪客观行为性质,并非单独对主观构成要件要素的明确规定,并未对主观要素内容做进一步解释性规定。另外,与此不足相一致的是理论界对网络诽谤主观要素研究也非常稀缺。
(3)普通法系早期是通过诽谤的判例逐步形成了诽谤法的抗辩或免责事由,并且诽谤规制经历由民事侵权责任向刑事责任扩展。而大陆法系国家多是通过直接对诽谤罪的规定形成了内容大体相当的客观排除性标准。无论是普通法还是大陆法系都逐步形成了诽谤判断时的“适当评论”、“言论真实”以及“职务免责”等客观方面的抗辩或排除事由。参见陈珊珊:《诽谤罪之省思》,《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1)郑晓剑:《公众人物理论与真实恶意规则之检讨》,《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5期。
(2)[日]山本佑司著,孙占坤、祁玫译:《最高裁物语---日本司法50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210页。
(3)陈子平:《刑法总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127页。
(4)典型案例如孙某受指使诽谤公安局长案中,女学生编辑相关材料捏造事实并散布谣言以诽谤公安局长时,其对事实的篡改捏造来自于指使人程某的叙述,其对这些信息的真假并未知情也未核实,因此是否符合诽谤罪的主观故意就值得进一步探究。参见《指使受助学生诽谤公安局长,陕西一男子因诽谤罪获刑两年》,澎湃新闻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22326,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6月13日。
(1)典型案例如邹光祥、刘成昆涉嫌诽谤案,二人编造伊利公司董事长被有关部门带走并协助调查事件,虽然事实上是虚假消息,但二行为人在编造时并不关心此事真假,只是基于网络传闻不经核实肆意散布信息进行诽谤。此时按传统诽谤的虚假事实认知就无法认定诽谤罪成立,产生认定争议。参见新华社记者:《网络自媒体不是“法外之地”---邹光祥、刘成昆涉嫌诽谤罪案件追踪》,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5/07/c_1122793994.htm,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6月13日。
(2)张爱军、李文娟:《“无根之根”:网络政治社会的变异与矫治》,《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3)于志刚:《“双层社会”中传统刑法的适用空间---以“两高”〈网络诽谤解释〉的发布为背景》,《法学》2013年第10期。
(1)付立庆:《恶意散布他人捏造事实行为之法律定性》,《法学》2012年第6期。
(2)张明楷:《网络诽谤的争议问题探究》,《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
(3)参见《关于网络诽谤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
(4)当然批评者认为这一观点超越法律规定文义,有实质解释和类推解释之嫌,因为“捏造事实”是诽谤罪明文规定的客观行为要素,捏造行为是诽谤罪必要的客观行为要素。然而散布单一行为说认为《刑法》规定有一定的文义解释空间,在此空间内可根据现实需要做出文义允许的解释,“捏造事实诽谤他人”也可以理解为“以捏造的事实诽谤他人”或“利用捏造的事实诽谤他人”,捏造非必要行为这一理解并未超出条文文义许可的范围,并非类推解释或扩张解释。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823页。
(5)如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网络名人(比如微博大V或网上知名公共知识分子)就算只实施对捏造的事实的转载转发散布行为,其影响力也可能远远超越作为普通人的捏造事实者,此时对他人名誉贬损的侵害主要是由有影响力的转载转发者的散布行为造成的。
(1)彭贤恩、刘怡靖、彭晓珍:《刑法应用于网路诽谤案例之分析》,《资讯社会研究》2006年第11期。
(2)张开骏:《名誉保护与言论自由的衡平:诽谤罪比较研究》,《法学》2011年第6期。
(1)于冲:《网络诽谤行为的实证分析与刑法应对---以10年来100个网络诽谤案例为样本》,《法学》2013年第7期。
(2)赵远:《网络诽谤的刑事责任问题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第8期。
(1)柯耀程:《检视刑法诽谤罪之正当性》,《月旦法学杂志》2004年第8期。
(2)林钰雄:《诽谤罪之实体要件与诉讼证明》,《台大法学论丛》2003年第2期。
(3)但如果符合其他犯罪的成立条件可以成立其他犯罪,如对他人名誉进行公然贬损的可以构成侮辱罪。
(1)张道许:《网络诽谤行为的刑法边界---兼评“两高”有关司法解释》,《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2)徐育安:《公然侮辱与事实指摘》,《月旦法学教室》2015年第7期。
(3)张明楷:《刑法学》(上),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64页。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483页。
(2)薛国林:《微博时代:谣言“传染”路线图》,《人民论坛》2011年第10期。
(3)高铭暄、张海梅:《网络诽谤构成诽谤罪之要件---兼评“两高”关于利用信息网络诽谤的解释》,《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1)张明楷:《刑法学》(上),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64页。